于科层制跟劳动研究的学术视野之内，实习生常常被视作一个具有边缘性的过渡群体，从权力微观运作的视角瞧，恰是实习生所处的那种“边缘”以及“临时”的状态，致使其变成了观测权力怎样以最赤裸、最精微的方式去渗透且塑造个体的完美田野。
实习生处于一种从“校园”朝着“社会”跨越的阈限，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他们不占有任何职场资源，可却极度急需在简历上面增添一行履历，以此来兑换未来的入场券。这种极度不对等的利益结构，再加上正式劳动契约保护的缺失，使得权力运作不再局限于宏大制度文本，进而演变成一种弥漫性的微观政治。它隐藏在一声恭敬的“老师”称谓之中，隐藏在一次小心翼翼的请示之中，隐藏在一句被刻意压下的疑问里。于这般模糊跟恐惧里头，实习生被逼迫着开始了时刻都要“猜心”的自我审查之行，甚至于其还主动去完成了自我规训这件事。
身份从实习生转换为带教，这让我意外获得了这一田野的双重视角。如今，在看似日常的带教经历里，我清晰能辨识出那些曾施加于我身、现在又可能经由我之手施加于他人的规训技术，并且对此进行反思以及改变。这篇文章想要记下身为“带教”的我，在系统规定与个人良知之间的纠结，还期望表明，在那个常常被人忽略的职场金字塔底层，微观权力是怎样运行的，并且个体就算置身于结构当中，又怎样能够凭借有意识的、细微的“不服从”，去撼动看似牢不可破的统治逻辑。
身体规训与空间排斥：实习生的肉身记忆
在做实习生之时所留存的记忆，最开始呈现出的是身体方面的特性。那是一种并非距离甚远的、深深铭刻于肌肉之中的紧绷感觉。
大三的那一年，我去到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充当“小黑工”性质的实习生。在那个地方，正式实习生的名额仅仅面向研究生开放，因此本科生只能以这样一种灰色的身份存在着：没有薪资报酬，没有独立的工作位置，甚至连门禁通行卡都没有。支撑着我每日“倒贴钱去上班”的唯一动力，仅仅只是为了能够在简历上面增添一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Title，以此来继续换取下一段实习的敲门砖。正是这样一种对于正式契约以及合法身份的剥夺，使得权力的运作下沉成为一种弥漫在日常的言谈举止当中的微观政治。
每天清晨的入场仪式，皆是一回关乎身份的羞辱行径。只因欠缺系统的正式背书，带教的许可成了我于此处得以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源头。我伫立在闸机以外，局促地把身份证递交给前台操作人员，娴熟地背诵那一套卑微的话语：“您好，我是位于25楼某某部的实习生，您能否给我的带教老师某某打一通电话去进行确认？”荒唐的是，明明是公司凭借制度剥夺了我的正当身份，我却把这种不被接纳的结构性恶意，转化为自身“给别人增添麻烦”的个人负罪感。我留意着前台，见前台拨通电话，此时我心里满是焦虑涌现：那带教会不会觉着烦呢？又会不会正处于忙碌之中呢？一直到前台面无表情地递过来一张访客卡于我，我这才有一种犹如获大赦一般的感觉，随之刷卡朝着楼上走去的。
因为晓得自身的肉身于此处并非“合法”，我自觉地背负起了更多的情感劳动，尝试运用超额的乖巧去“赎买”自身在这个空间里的存在权，每次于微信上交付工作时，我都字斟句酌，为一个波浪号的去留纠结许久，力图在“不浪费带教时间”与“保持足够卑微”之间找出那个精确的平衡点，用以反复向掌权者表明：我这个灰色的“小黑工”，是温顺、有价值且绝对无害的。
最难熬的时候是下班的那个时刻，面试时教导的前辈既然曾经许过诺说实习生六点就能离开，然而在崇尚狼性的行业那种底色之下，把这种许诺当成真的通常会被看作是缺乏见识，天色已经晚了，教导的前辈还在工位那里加班，周围和我一样的非正式员工一点都没动地方，我坐在会议室当中，感觉像坐在针毡上一样烦躁，走吗，如果过一会儿教导的前辈给我安排别的工作，而我又没有马上回应，会不会被记下来不好的记录，不走吗，可我真的很想尽早回去休息，并且从公司回到学校还要整整一个半小时。我好似置身于一座全景敞亮的监防院所，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展开极为严厉的自我审视核查。这般纠结的情绪与想法会于脑海之中相互争斗数十个来回，最终我通常都得反复演练好些次言辞语句，才敢怀揣着满心的战战兢兢，一步一步走到负责指导教导的工作场地旁，以差不多就如同是在向人忏悔赎罪的口吻说道：“老师，那我现在就要离开了呗？”。
若要说提前提出离职，那无疑是一场巨大灾难所在。明明仅仅是要结束一段并无报酬的劳务关系而已，可于我而言，却好似自己变成了背叛之人。经过长时间仔细思考，在发送完请求提前结束实习的消息之后，我赶忙将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此时心跳剧烈得如同擂鼓一般，仿若手机屏幕之中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指责我，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大公司所给予的这珍贵实习机会，不懂得心怀感恩之念。到了这般地步，微观权力在我身上达成了一次离奇诡异的胜利：它不但达成了对我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行为，还进而侵入了我的道德天平之上，导致我在试图逃脱这剥削之时，竟然还会替那剥削者产生愧疚之感。
系统性脆弱与情感劳动：我不享受这种建立在恐惧上的尊重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我变成了那个坐在单独工位之中的人，实习生会称呼我为“老师”。可是，我并未因为如同“多年媳妇熬成婆”这般的情况而感觉到扬眉吐气。每一次看着实习生们在微信之上发来的仔细考量过语气的文字，还有为了表示友好而发送的大量从不重复、充满活力的表情包，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哪怕一秒钟所谓的“尊重”。
我很明确地晓得，那并非是尊重，而是惶恐。我亲眼目睹了一种恐惧的代际传递情况。那些经过精心揣摩的文字以及积极可爱的表情包的存在，就如同当年我反复去斟酌的波浪号那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为了抵御恐惧而不得不去执行的情感劳动。实习生们认为自己需要借助提供过量的情绪价值，以此来对冲因缺乏正式契约保障的系统性脆弱所引发的不安。而我仅仅是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系统之恶所依附的肉身载体。
有位博主曾发出感慨，她刚成为领导时，给新下属发了面谈邀请，到了周末，收到了对方回的一封邮件，那邮件里透着十足的干劲，就在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并非欣慰，而是痛苦，因为看到另一个具体的人，在权力关系当中，主动地放弃了休息时间，而且还超额付出了情感劳动，这使得她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感到恶心，她不禁发问，怎么会有人喜欢当领导呢，又怎么会有人喜欢自己身边围着一些权力不对等的下位者呢。
我的感受非常深切，在理智层面，我明白科层制是庞大系统运行时必定会出现的，而且我也清楚随着年龄不断增加，最后我肯定会在这个坐标体系里朝着上方移动；然而在情感方面，自始至终我都没办法和这种所谓的“正常”达成和解，我憎恶当前这样的自己不得不去面对处于下位的人因为我而产生的无奈与痛苦，原因在于我对这种无奈和痛苦到底是什么滋味太了解了。
使得我成为一个极度敏锐的观察者的是这种厌恶，我会下意识，在每一个新的实习生面孔之中，去寻觅当年那个自卑得紧要还有紧绷不安的自己，甚至还带着过度的慈悲去审视他们。然而这种刻意的寻觅以及审视，却带来了意外收获，我发现，对于权力，那种极度的敏感和恐惧，并非是一种普世存在的本能。同样是落座于边缘的工位，有些实习生却呈现出一种令人羡慕不已的松弛感。每天五点之时，他们会以极其自然的状态，走到我的工位旁边，轻轻松松地打个招呼之后就离开；在交付工作之际，他们从来都不会使用表情包以及波浪号去软化语气；他们还会去着手做我当年想要去做却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在离职之前主动约我去吃饭，大大方方地去请教职业发展方面的建议，举手投足之间就好像我们是处于同一辈分的人。
每每目睹这些实习生表现得轻松自如，布迪厄的“惯习”这个概念便会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些家庭条件优越，在成长进程里早就已然习惯了跟拥有社会资源的“叔叔阿姨”们进行交往的年轻人，自身带着一种能够与上位者平等对视，甚至是“自来熟”的那种底气。对于他们来讲，职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能够自由自在地游走的社交场所。“内耗”这个词语跟他们毫无关联。
若反观那些如同往昔的我这般，从乡镇或者平常工薪家户考入知名院校的实习人员，在职场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处层级严密、布满禁忌区域的丛林。除去自身匮乏的拼搏以及过量的劳作，于他们身后不存在任何可供尝试犯错的本钱。
在认清了这般隐秘的阶层烙印之后，我体会到了一种更加深层的悲哀，这悲哀催生了一场悄然无声的“微观反抗”：反抗这个系统针对实习生劳动力的结构性剥削，反抗那种致使下位者陷入内耗以及自我怀疑的微观权力运作方式。既然我必定要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起码，我要让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年轻人，不管出身于何种家庭，都不会再重演我当年所经历的噩梦。
去模糊性治理：你不用内耗地揣摩我的心思
我的反抗，是从摒弃职场中常见的“模糊性统治”开始的。
好多处在较高位置的人惯于借助信息的不对等去树立权威，我不讲出我的规矩，预留对规则的最终阐释权，等你触犯了规则之后再实施规诫。这般模糊的状态是恐惧滋生的温床，因为它致使处在较低位置的人始终处于一种“猜测心思”的自我消耗之中。
先前，我亦是于屏幕这边再三琢磨带教心思之人。然而当我坐到独立的工位上，且成为实习生讲师的那个瞬间，却已然忘掉了这般“猜测心思”会怎样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直至那个傍晚六点的时候——当时我正全神贯注于工作，猛然收到新入职的实习生发送过来的信息：“老师，要是没别的事情的话我可不可以先行离开呢？”。
我这才突然察觉到，此刻早就超过了公司所规定的实习生下班时间，这表明，她已经在工位上默默地干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有过好几次想要张嘴说话，然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说起。
她到了规定时间不敢离开，原因是我尚未离开。就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若准时离开，会被我理解为懈怠，进而致使我在后续日子里对她态度冷淡。就在那一个瞬间，我确切分明瞧见曾经的自己。
我的内心满是愧疚，于是快速地回复说：“没事了，你赶快回去吧。”与此同时，心里浮现出一个声音：我一定要打破这种猜心的恐惧循环。我跟实习生之间，需要一种更加透明、更加确定的约定。
于是，在那之后，每当有实习生入职，在其入职的首日，我都会与之举行一场会议，继而明确地订立有关实习生的行为规则，具体涵盖：于工作时间之内收到消息，最晚需在多长时间予以回复？在什么时间节点之后便能够下班，且完全无需回复我的消息？要是收到我所派发的任务之时存有疑问，究竟应不应该直接予以询问？诸如此类。
说完这些规则后，我会看着她的眼睛问一句：“你可以接受吗？”
一般情况下，实习生常常会像条件反射那样点头表示好，仿佛这仅仅是一道被包装成问题模样的命令。我也十分清楚，在那种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当中，处于下位的人的同意往往并不意味着那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自由意志。
但我依旧得持续去完成这个提问的仪式，哪怕它仅仅具备象征意义，我也期望凭借此传递一个信号，在这里，你的界限是会被承认的;与此同时，哪怕那些长久以来的规训式教育曾致使我在面对带教之时仅晓得一味顺从以及毫无底线地退让，可如今我已然成为那个高高在上，能够随时肆意去压缩他人界限的掌权者;当下我期盼能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契约仪式，来唤醒那些被系统刻意给蒙蔽的主体性，哪怕仅仅是极短的片刻。
信息壁垒与反向赋权：你不是一颗盲目的螺丝钉
除了确立契约，我还试图打破大公司惯用的信息封锁。
这同样源于我几年前的实习经历，那时带教时常给我发送一堆文字极为细密的影印版表格，要求我将上面的文字进行“人工OCR”后精准无误地填写到Excel里，在又一次被安排这样的“Dirty Work”（直译为“脏活”，也就是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琐碎工作）后，我曾鼓起勇气询问带教：“老师，想请教一下我们做这个是为了什么？”得到的回应仅仅是冷冰冰的四个字：“业务需要。”。
这四个字符仿若一堵壁垒，刹那间将我阻隔于意义关联范畴之外。规模庞大的科层架构的确存在使实习生身陷此种“信息空置状态”的倾向——仅让你从事片段式作业，却不让你明晰来龙去脉。这般一来，既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又能以最高效率去榨取劳动力所蕴含的剩余价值，毕竟充当工具的人无需进行思考。
因为曾经经历过这种被隔离的难受滋味，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实习生去再次遭受同样的情况。如今每当和新入职的实习生进行面谈的时候，我都会亮出我用心制作的业务全流程图，毫无保留地给他们讲述：这个项目的背景是什么情况，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怎样的模式，上下游的博弈关系呈现出何种状态。最为关键的是，我会指着流程图上那个小小的节点告知她：你现在从事的这份琐碎工作，处在这个庞大机器的哪一个关节位置，它支撑着什么方面，又决定着什么方面。
我期望借由这般“过度”的阐释，达成一回细微的“反向赋权”，将那被系统剥夺掉的知情权归还给他们，使他们从一枚盲目无觉的螺丝钉，再度转变成为一名能够瞧见全貌的观察者。这般情形下，当他们于下一场面试里被问及自身为公司所带来的“价值”时，他们起码有些话语可讲。
更为关键的是，我坚信这种赋予权力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消除幻想，借助我的讲述，他们有可能走出象牙塔的理想化模式，明白大厂那庞大的商业故事背后，实际上充斥着职责与权力的相互推诿，资源之间的相互争夺，以及无数次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而达成的灰色地带的妥协。我期望他们认识到系统并非毫无瑕疵的巨大事物，要是他们身处其中感觉无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个系统自身的结构性混乱，而非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够出色。
我为了能进一步去打破那样的信息垄断，每当自己处于空闲之时，就会主动去给实习生发送消息，消息内容是：“最近这段时间事情并不多，你能够去想想存在什么关于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或者部门所涉及的业务方面的问题，我会抽空去进行解答，说不定这样子对你了解整个行业是会有一定帮助的。”由于害怕他们心里有所顾虑而不敢询问问题，所以我将以前实习生曾经问过的问题进行整理，之后发给他们用作参考，并且还特别去留意涵盖那些大家通常会觉得过于基础以至于不敢开口去询问的问题。
之所以要这般“过度”主动，是由于我清楚明白，下位者失掉了“先开口”的权利。沉默往往不意味着没问题，而是意味着恐惧。若要打破这种恐惧的代际传递，我就得主动筑起台阶，甚至于走下来迎接。
我没法肯定这些解答究竟会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去多大的助力，不过我清楚，要是当年的我能碰到这样一双手，那个处于大公司会议室里瑟瑟发抖的年轻人，或许就会少上些有无助感的夜晚。我这是在帮他们，同时也是在穿越时空，抚慰那个往昔孤立无援的自己。
希望劳动与感恩叙事：你不必通过自我剥削来赎买机会
这类针对权力的警觉，最终落实在了对“实习生究竟该有所付出些什么”的再次审视之上。
曾经身为实习生，我有过无数回毫无报酬地加班直至深夜，竭尽全力将每一份交付成果都精心雕琢至完美无缺。在那时的我看来，我能来到这里是由于运气颇佳，于是很容易就陷入了感恩的叙事之中——仿佛仅仅因为这家公司的响亮名号能够让我的简历增添光彩，我就应当感恩戴德，把自我剥削当作理当如此的一种交换代价。
现在的我，终于看清了，这种所谓的“感恩”，实则是一场系统性的勒索，大公司们联合起来，抬高正式职位的准入门槛，强行把“拥有三段以上垂直的名企实习经历”变为了标配，然后将实习机会，当作恩赐般抛了出来，实习生们被迫进行的，以感恩之名的自我剥削，并非是为了像雇主们所说的那样“换取经验”，而是为了兑换那些过度溢价的正职入场券。
在劳动社会学范畴里，这被称作是对“希望劳动”的那种冷酷无情的收割行为。资本借助赋予稀缺的未来承诺方式，极具技巧地为自身免去了当下应尽的义务，比如说，即为向实习生提供那种体面的劳动环境，提供相应的报酬这样的义务。
正因我曾不止一次，投身于这般残酷的带着希望的劳动之中，所以当我望向眼前这些年轻着的面孔时，我不能够再心中安然、理所应当地把这套逻辑添加上去施加给他人。我没有办法去转变系统进行的勒索行为，不过我至少能够在我跟实习生相互交往期间，去拒绝这种让人觉得感恩的叙事里面存在的剥削现象，返回到一种最为质朴的等价交换的原则上去。
每当去审视实习生们那万分可怜的时薪，我常常会提醒自己，这份薪酬所买到的只是他们有限的、处于基础阶段的劳动时间，绝对不涵盖他们的额外投入，并且也绝不涵盖对他们生存空间的无限度挤占。在这般悬殊的投入回报比例的情形之下，强制性地要求“奉献”或者“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上层对下层的一场道德欺诈行为。
他们不敢拒绝，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布置任务时，我总用商量的口吻询问：“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紧？”，“要是你觉得忙不过来，一定得告诉我，咱们往后推。”我必须把这些话说在前面，因为我明白，一旦我闭上嘴，空气里剩下的便只有权力的回声了。
同样的道理，当我遭遇实习生所犯的错误，或者瞅见他们递交的那一堆完全没法能用的文档之际，我从来都不允许自身迁怒。理智对我讲，凭借他们所获取的回报，我是没有资格去要求完美交付的。所以，我选择自己加班重新撰写，接着把修改记录以及原因整理妥当，一次性发送给他们，附上一句平稳的提醒。我期望借助这个方式温和地向他们传达一个被看似严苛的职场权力架构隐匿的事实：这个世界的容错几率比你们所想象的要更大。所说的那个被称作“带教”的，那可不单单只是个分派任务的人，而更是某个站在你身背后的，能替你去挡住那系统风暴的，还能为你进行兜底的那一个人。
直至最后，我同样摒弃了对于“忠诚”的那份执着念头。就如同前文所讲述的那般，往昔我提前离职之际遭遇了极为严重的道德层面的焦虑情绪，而后去查阅相关的法律法规，我才得以明白：和正式员工的劳动关系存在差异，劳务关系的提前解除并不需实习生提前一个月进行告知，只要提前几天，预留出一个简单的缓冲阶段便可以了。
所以当下，我接纳实习生随时离开岗位，哪怕是入职才仅仅半个月就提出离职，就算这表明我仅仅付出了培训方面的成本却未曾得到收益。毕竟，依据法律规定，用最为理性的那种逻辑向我阐述，既然系统始终都没有给予他们正式成员应有的保障，那么我理所当然也不应该运用正式成员的忠诚标准去强行约束他们。这是公司在做出决定采用廉价劳动力以此来降低运营成本时，早就预先设定好的代价。权利与责任相互对等，向来都是这样的。
共谋与赎罪：有时我依然得当系统的帮凶
可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这场反抗并非一直都那般光彩照人。更多情形之下，我体会到的是身为共谋者的那种无力之感以及羞耻之情。
身处每月审批工资之际，那种羞耻感趋于极致，升至顶峰。每逢此时，坐落于30楼凭借正式员工刷卡方可进入的观景食堂，我在此享用午餐，目光落在系统里实习生们微薄可怜的工资数字上，而在点击“同意”的刹那瞬间，内心深处总觉自身仿佛置身于作恶之境。
我曾紧张兮兮地向AI发问，问的是：“我是不是得为这个事儿感到不安？”之后，AI很冷静地回应了我，它说，这是公司所定的数字，是系统方面出的问题，而处于剥削链条之上的我同样是受害者。
这并没有起到安慰我的作用，特别是当实习生在离职之前，拿出自己少得可怜的薪水为我购买小礼物，对我表达“是个极其友善的指导者”的感谢时，这种愧疚之感都快要把我给淹没了，我只能在备忘录当中写下下次过节得给实习生发个红包，并且为自己没办法坦然接受这份处于权力优势状况下的感谢而觉得遗憾。
如果说，那种发放低廉工资的系统之恶，还能够让我躲在公司制度的挡箭牌后面，假装出无奈的样子，那么，当我必须要把那些损耗人的机械劳动派给他们的时候，那种亲手作恶的触感，才真正地让我避无可避。
即便我怎样绞尽脑汁想要护住实习生，可仍旧会存在那种肯定得去做的又脏又累的活儿，像单纯依照流程以及模板去翻找数据这样的事情。这类活儿明明能够开发出一个程序来完成，然而在公司进行成本核算时，实习生的人力成本相较于开发成本是更低的。
每逢这当口，我都得咬着牙把这些活儿分派下去，我跟对面的实习生心里实际上都明白，这就是所说的“Dirty Work”，可我居然不敢坦诚地对她说：“这个活儿着实没什么价值，但我必须得做，还得节省自己的时间去完成KPI，只能交给你帮忙。”我惧怕这话会破坏我身为“老师”的得体，显露我们工作的无意义之感，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我仅有的能用来做补偿之事，是极为详尽地给她讲明白这一堆枯燥数据背后所蕴含的那种业务逻辑，试着帮她在那满是垃圾体验的时间里边，提取出那么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意义，然而我心里也清楚，如此这般的补偿，相较于她所付出的精力，所耗费的时间，以及所领到的那微薄工资而言，实在是远远不够的哟。
处于这种时刻，我察觉到，身为往昔的实习生，当下的带教者，我被困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往昔经历的苦难，使我不忍心去肆意地进行剥削，然而，作为资本的代理人，我又必须为了KPI去遵循资本的逻辑，所以，我只能一边参与系统性的压榨，一边用微薄的善意来自我赎罪。
我甚至得更冷酷地去审视我这样的善意，我如今之所以尚有余力关照他们表情方面的感受，替他们阐述业务的全面远景风貌，很大程度在于工作的节奏还能说得过去，系统还没把我逼迫到全然没有余地的程度，但我常常会进行推测想象：要是有那么一日，连我赖以生存的空间都被压缩只剩下丝毫缝隙之际，我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住这种柔情态势？还是会由于自身自顾不过来而变得面容凶狠可怕，将压力自然而然地朝着更弱小的一方去发泄？我没胆量给出确定性的回答。我被这种“不敢”提醒着，我给自己所标榜的温情以及善良，在极端的生存压力跟前，也许比我所想象得还要脆弱。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带教，有可能也曾是有着善意的一位年轻人，只是被系统把那最后一滴同理心的冗余给榨干消除殆尽了。这便是系统最为邪恶的所在之处，它并非亲自去作恶，它只是借助制造极度的稀缺，迫使我们在自保以及倾轧之中变成彼此的地狱。
拒绝异化：“无用之事”作为一种微观反抗
为了弥补这种无力感，我试图在日常带教之外做一些份外的事。
正处于招聘的这个阶段，我将会给每一位没有被选上的同学发送拒信。就在当年我进行大量广泛投递实习岗位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申请都一点儿没有得到回应。所以直至如今，我想要给每一个投递者一个明确的、有结果的结束。
面试之时，要是碰到那种讲话稍显呆笨、不够世故圆满的学生，我会引领他们缓缓地去进行表达，因为于他们身上，我瞅见了往昔那个在大公司前台神经高度紧张着的自己。
每回实习生要离职前，我都会主动去提帮他们改简历，我会凭借自身更具全面性的业务视野，帮他们斟酌该怎么去描述这段实习经历方可让他们在下一场求职筛选里显得更“有价值”。
每当朝着实习生们传递这般善意时，我的感受是，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当年那个精神紧张、孤立无援的自己相拥了。而且，凭借着释放这些善意，我能够不断地向自己证实：我尚未被完全异化，还未变成那个我往昔最为痛恨的、惯于对下位者施行暴力的职场怪物。
即便如此，那些发出拒信的行为，那些修改简历的情况，那些甚至不让他们加班的举措，在一个把人极度工具化、仅仅讲求ROI的体系当中，明显是“低效”且“无用”的。依照资本的逻辑，我原本应当节省一切用在KPI之外的时间精力，并且把实习生们的剩余价值压榨到最后一刻。然而我偏偏要去做这些对KPI毫无益处的“无用之事”——这实际上是我对这套科层机械、对我的“上位者”身份、对我所处的权力架构，最为真诚的微观反抗。
按常理来讲，人们普遍会说，屠龙的少年最终会变成恶龙。然而呢，我却觉得呀，这并不是那种绝对无法被打破的诅咒。只要现在还有人，在拥有权力的时候，能够记起当年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只要现在还有人，心甘情愿地在细微之处，做出一回那种偏离工具理性的充满温情的选择，那么这个古老的诅咒，就终究会有不再起作用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