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颠覆了我们许多关于自身的传统认知，移动电话也颠覆了我们许多关于人际关系的传统认知，说起它们对生活的影响，我们既兴奋、又焦虑，然而，中介化互动能够具有温情且私人化的特质吗，人们于线上会进行撒谎行为吗，在线上搭建起来的关系具备可靠性吗，数字媒体会对我们的其他关系造成破坏吗，这些问题，皆是平日我们在面对社交媒体之际常常会萌生的疑虑 。
在微软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一职的南希·K.拜厄姆，曾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出任传播学教授，还参与创立了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且担任过该协会主席。她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着手研究互联网，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传播、新媒体以及粉丝文化。她所著的《交往在云端》把学术研究与生活实例融合起来，探讨了我们在运用中介化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去发展社区和社交网络时应采取的方式，以及怎样建立线上新关系、维系线下旧关系。南希·K.拜厄姆指出，通过考察社交媒体与数字技术最新发展，当下我们对于新媒体的评价，和历史上关于早期通信技术的讨论实际没有不同。
拜厄姆摒弃技术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关注用户于这些社交媒体上怎样重塑了媒体自身。按拜厄姆所说，人们未曾就此放弃，也未甘于接纳贫乏的社交线索，仅开展没有感情与关怀的中介化互动。相反，交流的必要性促使人们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线索，从而能够表达感受、开展游戏、进行表演，还能创造身份、关系以及群体语境。
拜厄姆对于网络“社群”，同样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那种线性思维方式，并不觉得线上社群就肯定能够解决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的困境 ，。她采取的是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关注“那些会影响线上和线下社区的社会力量 ，。其中涵盖参与者的社会身份 ，。激发线上行为的不同动机 ，。以及围绕如何在线上行事 ，。哪些技能必不可少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 。
对于互联网里的“自我”，拜厄姆否决了“线上关系必定愈发肤浅”、“线上自我必定更易于欺骗”的技术决定论思维形式。她引用了好些近些年来的研究，证实“技术可供性能够对自我呈现产生影响，然而并非决定它”。对于社交媒体的“交往”，技术决定论再度成为拜厄姆教授批判的目标，原因在于“媒介针对于不同时间之中、不同关系之内的各异的人，均具备不同的意义”。除了这个之外，社会方面的因素，文化方面的因素，年龄方面的因素，性别方面的因素，个体人格特质方面的因素，同样会对用户关于社交媒体的具体使用方式产生影响。
这篇下文，节摘自该书的译者序，名为《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是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而进行刊发的。
《交往于云端：数字时代当中的人际关系》，由南希·K. 拜厄姆所著，董晨宇与唐悦哲进行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月出版发行 。
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
1949年10月，33岁的美国作家海莲·汉芙，在报纸之上看到一则售卖旧书的广告，那家来自伦敦的书店，宣称自身收藏了好些旧书珍本。贫穷的汉芙，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给书店老板寄去一封信。她提笔在信里写道：“先生……我仅仅只是一位，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在我居住的地方，一直都买不到我想要读的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罗列着我目前最想读却又四处寻觅不到的作品。”。要是您这儿存有这些书籍，并且每一本的价格都不超过五美元，那么能不能经由将此信函视作订购单，进而把书邮寄给我呀？
在落笔之际，汉芙绝对不会想到，这封信会成为她跟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长达20年友谊的起始点。在起初的几封信里，汉芙还以先生尊称对方，然而从第五封信开始，她就直接叫对方名字，仿佛是在跟一位相识已久的老友聊天，买书甚至都已经不再是那么关键的事儿了。还有好事之人发现，德尔曾偷偷把信头的“汉芙小姐”改成了“亲爱的海莲”，信件落款的时间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节 。
可是，汉芙跟德尔的通信，压根就没换来哪怕一回见面，一直到德尔去世的消息传过来，在汉芙心里，这个男人依旧只是一封封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在那之后的日子当中，德尔的后人没心思经营这家赚不到钱的书店，汉芙也长时间不愿意踏上英国的土地去怀念旧人，她索性把二人来往的信件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叫《查令十字街84号》。
《查令十字街84号》电影海报。
我们把时间再向前追溯几百年，来到中国宋朝，讲第二个故事。
有一件事被写在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里，书生名叫于祐，他在宫门外散步的时候，捡到了一片落叶，这片叶子上面有四句情诗，是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这首诗把宫女的生活描绘得太过幽怨，于祐读完之后，就触动了他怜爱的心弦，另外取了一片红叶，回了两句诗，是”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 他把红叶放在水上，看着它漂进宫内。朋友们听说这件事后，没有不笑话他痴情的。 ，。
于祐多年参加考试，都未能获得成就，于是来到一家姓韩的人家当教书先生，韩老爷看到于祐性格憨厚纯粹，且尚无妻室，于是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婚后，有一天妻子收拾屋子时，发现于祐所藏的红叶，正是自己做宫女的时候写的，于是眼泪忍不住往下流，接着拿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才知道红叶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媒介” 。
试去想象一下，要是并非信件，那么汉芙与德尔恐怕就永远没办法跨越迢迢遥远的大西洋，于等待跟书写的交错之际传递着理想的温情。要是不是红叶，书生跟宫女又怎么能够跨越幽闭着的宫门，在冥冥之中埋下这段缘分的伏笔呢？当然了，在我们生活所处的21世纪，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愿意去承受等待的煎熬或者将缘分寄寓给天意，进而选择借助信件或者红叶与别人产生交集。不过，好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跟汉芙等人所做的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不妨来打个稍微带点冒险性质的比喻，那一封封来回传递的信件，难道不恰恰就是汉芙与德尔所处时代的电子邮件吗？那一片片红色的叶子，难道不正好就是书生与宫女所处时代的QQ漂流瓶吗？
前互联网时代中的社交媒体
肯定不只是在感性的层面上去开个脑洞罢了。我想要表达的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温情的书信，《流红记》中寄托爱意的红叶，以及我们在互联网里亲昵的交谈，或许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区别，起码，它们都属于所谓的中介化交往。如此一来，我们自然而然会冒出一个疑问，当我们把微信跟脸书看作数字传播的革命，称它们为“社交媒体”时，对于书信和红叶而言，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呢？难道是由于书信和红叶不够社交吗？
2015年，有一本英文学术期刊出现了，它专门研究社交媒体，名叫《社交媒体+社会》（Social Media+Society）。这本期刊的主编是齐齐·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她算得上是互联网研究界的领军人物。然而，她却在创刊词中给“社交媒体”这四个字泼冷水了。她说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请时，看了这个期刊的名字，就有点犹豫了。她异常憎恶“社交媒体”这般表述，一则缘由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夸大其词的暗示，即社交媒体于社交性方面具备独一无二之特质。二则原因是，它自身存在同义反复之状况。当我们提说起“社交媒体”之时，难道这意味着，还存在其他一些并非用于社交的媒体吗？若从字面意思予以考量，不管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书信也好，还是《流红记》中的红叶也罢，实质都属于社交媒体。我们在中学念书之际，给暗暗喜欢之人传递小纸条，如今思索起来，亦是在运用社交媒体 。然而，伴随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情形下，我们好像越发倾向于在深夜时分打开微信，朝着自己暗自喜欢的人讲出一句：“在吗？”。
倘若社交媒体单单凸显媒体的社交实质，那么，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还要迈向更深远的地步。在谈及人类社交媒体的源头之际，他径直将方向指向了古罗马。斯丹迪奇身为《经济学人》的记者，格外热衷于借助古今传播技术的对照，去领会当下的实际问题。他撰写了诸多传播技术史领域的畅销书籍，其中有一本名为《从莎草纸到互联网》（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这儿的“Wall”实际上是个双关语，它并非单指脸书上的留言板，还指代古罗马庞贝古城的残垣断壁。在那个地方儿，考古学家发觉了一万多条涂鸦呢。涂鸦的内容那可真是各种各样，有的人在上面表达求爱之意，有的人在上面阐述政治观点，还有人在上面表明自己“出柜”。就好比有一条涂鸦写着：“赛昆杜斯想念普里玛。”紧接着在其下方，普里玛也就回复说，自己同样向赛昆杜斯致以问候。仔细琢磨琢磨，这些位于墙上的涂鸦，跟我们在脸书留言板上写下的对话，到底能有啥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呢？
依据斯丹迪奇的叙述来讲，于古罗马人的社交盛宴之上，实话说这些涂鸦仅仅是前菜而已，他们最为常用的社交媒体，是蜡板以及莎草纸。蜡板乃是涂有蜡的木板，其形状跟我们现如今的平板电脑极为相像。蜡板比较沉重，适宜短途去传递消息。要是进行长途通信，古罗马人更倾向于用莎草纸，这是一种利用尼罗河边生长的草秆制作而成的纸张，价格相对而言贵了一些，不过十分轻巧，方便携带。说这话的作者表示，蜡板以及莎草纸乃是古罗马那时的社交媒体，而其中协助贵族们去传递那些信件的奴隶们，是古罗马时期的宽带，他们把贵族们所发送的那些信息连接成网络 。
在古罗马那个时期，有名的演说家马库斯·西塞罗可是个社交媒体的痴迷者。就算没什么事情，他也得跟朋友传递信件，询问一下近来的状况。朋友们收到西塞罗的蜡板后，就在空白之处回复他，这难道不就是现代社交媒体的回帖功能吗？要是通信的内容相当有价值，收信人还会叫奴隶抄录下来，转给别的朋友去阅读，引发进一步的探讨，这简直就是转推功能。
从技术发展所达那个高度论，莎草纸跟微信决然没法放在一起等同看待。其一，微信潜在消除了社会交往里时间以及空间形成的阻碍，达成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般的人类愿景；其二，我们同样能够察觉到，社交媒体在其发展整个进程中正持续不断朝着面对面交流靠拢：信件能够还原出语言，电话能够还原出声音，视频通话能够还原出众容颜。当代，虚拟现实这个技术可还原出场景。然而，即便是这样，技术的不断进步并不会改变的乃是人类固有的社交本能。既有着古罗马时候的蜡板以及莎草纸，又有着我们当下所运用的微信、微博，它们皆是人类社交需求得以实现的途径。所以，于社交需求这个方面而言，既有古罗马人，又有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实际上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贵贱的分别。
《圣经》讲，太阳光下头没有新的事情。同样，社交媒体里的中介化交往，并非是21世纪的新鲜创造，甚至我们能够讲，所有媒体实际上都是广义范畴的社交媒体。区分书信跟微信并非难事，不过若是我们打算弄明白社交媒体的意义，那就得从人类的社交本能以及欲望着手，去领会书信与微信之间隐隐约约的延续性。
让陌生之事变得熟悉
领会社交媒体历史暗线的重要性，需要我们从中脱离，以更具理性的方式思索技术的社会效应，褪去社交媒体的神秘魅力。依据本书创作者南希·拜厄姆教授的说法，这就是要摆脱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回溯人类昔日历程，每当近乎每一款全新的社交媒体现身于人们生活之际，或者更宽泛意义的传播技术浮现之时，我们都难以避免地会萌生出极端化的应激回应，要么觉得它是洪水猛兽，要么认定它是救世灵药。有人厌恶王者荣耀、抖音、今日头条会毁掉青年一代；有人夸赞人工智能会带来美妙的未来。这般简单而又粗暴的憎恶与赞美，在人类历史中持续不断地上演，与此同时也反复被证实是错误的。能来试着读读这两段话语，（1）“这会是一座不存在屋顶的教室，教室的墙壁构建于整个地球之上，每个家庭皆是对哈佛大学的一种延伸”；（2）“新技术的出色的功能，将会把那些具备视觉化的手段以及技术引入教育进程之中，对于全世界的学生而言，这会使得教育更具娱乐性与吸引力”。我于课堂之上询问学生，这两段话语能让你忆起什么，好多人跟我说，这不正是在讲在线教育吗？然而事实上哟，前一句话呢，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被作出的关于广播的评述，而后一句话噻，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时，被给出的关于电视的评判。。
关于传播技术的乌托邦以及反乌托邦想象，存在着更多例证，如今来看，这些判断都不免令人发笑：在20世纪90年代，权威专家一致作出预测，互联网会开启一个文化民主的全新时代，自主的消费者将会发号施令，旧有的媒体寡头将会腐朽并走向消亡，互联网会振兴民主，在世界各个地方，弱者以及边缘人将会被赋予力量，迫使独裁者下台，进而让权力关系重新组合，互联网将会使宇宙收缩，以此促进国家间对话以及全球理解 。于美国，人们存有这般担忧，即汽车会致使青少年与家人间形成隔阻，且进而指控书籍、漫画、电影以及电视会造成青少年早熟或者沦为少年犯。于美国历史进程里，人们也曾有着类似担忧，乃针对19世纪中叶极为盛行之廉价小说，忧虑其会对读者智力发展予以损害，会增添他们潜在的反社会行为以及犯罪几率。
于研究者所处的世界里，这般乌托邦以及反乌托邦的思考逻辑同样并非少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研究者依据媒体反馈速度、多线索沟通能力、语言使用能力还有情感传递能力这四个指标，把媒体划分成贫媒体与富媒体。而这一区分所具备的目的，是要借助媒体的“贫富差距”，去明确它们的实际用途。比如说有研究就探寻到，贫媒体更适宜传递有功能性的信息，富媒体则更适宜传递相对复杂一些的信息。比如说，我能够借助即时通信工具跟朋友将聚会的时间以及地点约定好，然而，我们相互之间的情感关系，仍旧得靠着面对面的碰面去表达以及增进。照此，我们好像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交媒体里的人际交往，必定是线索匮乏的，在社交媒体里的人际关系，同样难免是比较肤浅而且单薄的，这有点近似于雪莉·特克尔讲的 “群体性孤独”。
然而，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技术没办法完全决定人们的使用行为，它或许能够决定使用的起始点，可是却没办法决定使用的终点。在整个这一过程当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那种本能，始终都是推动“情感补偿”行为的原始动力。
第一种情感补偿策略是标点符号的创意性运用，此项讨论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2年时，在阿帕网问世后的第三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斯科特·法尔曼提出，由标点构成的 ：-）能够被用于表示微笑 。这种字符表情实际上就是绘文字的前身 。有意思的是 ，这种创造性的表达看起来较为简单 ，然而却能够体现出一些文化方面的特质 。举例来说，在日本这个国家，人们所使用的微笑字符，是于平直的嘴巴上方，绘制用以表示微笑的眯起的眼睛，也就是（^_^），这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表达情感的礼仪规范。所以，注重通过眼部来展现情感的文化特性，在微笑字符当中得以体现。在中介化交流的情境之下，标点符号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比如说，在中介化传播的过程里，省略号更多的时候会表达“为难”这种含义，而并非如书面语那般表示省略。
其二是文字的创意性运用，拜厄姆教授于本书里举过一个事例，在英语范畴中，表示我很忙碌，能够径直讲“I am so busy”，然而要是用户想在中介化交往之际突出自身的情绪，那么便能够将这句话中的副词大写（I am SO busy）、更改副词的形态（I am sooooooo busy）或者重复性、非正规地增添标点符号（I am so busy!!!!!!）。,。于汉语范畴里，人们亦会运用文字、字母以及数字的组合用以传达情感，举例而言，在往昔若干年前，年轻人群体常常会将“你是不是傻”书写成“你4不4洒”，以此来表达并无恶意的戏谑以及调侃 。
除此以外，尚有另一种更带有文化色彩意味的情感补偿方式，也就是被称作“视觉方言”（eye dialect）得名的那种方式情形。视觉方言是一种存有故意性质的、并非标准的拼写形式办法，是用来展现表示文字的读音以及地域特色种种情况的一种形式办法。这种方式办法在英文里面被划分成两种类型情形，也就是词汇视觉方言以及声音视觉方言这两种类型情形。举例说明，像用k去表示ok这种情况，gonna用来表示going to这种情况，都归属于词汇视觉方言这一类型情形；而hmmm……（呃呃呃，用来表示犹豫这种状态），hahaha（哈哈哈，用来表示大笑这种状态）则归属于声音视觉方言这一类型情形。这种于互联网之中的“方言”，能够用以增进亲密感，还能建立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比如说，推特上的黑人用户，常常会运用一种称作“黑人推特”（black twitter）的语言，去表明彼此间的熟悉和亲密，像他们会用wit替换with，用tryna替换trying to，用you替换your，而且还喜好在形容词之后添加ass来表达更为强烈的情感，则如“stupid ass” 。
让熟悉之事变得陌生
当我们提及“让陌生之事变得熟悉”之际，所要传达的乃是这样一个看法：对于无论是普通读者又或是研究者而言，当面对新媒体之时，得将新生之事置于历史的脉络里，如此才能够更为明晰地洞察到它内里的真正意义。换而言之，唯有在历经资本的疯狂之后，一种新媒体成为我们身边熟悉的事物，我们对于其社会意义才能够获取更为冷静的思索与断定。丹尼尔·米勒的这段话极为完美地证实了这种因热情而产生的偏狭：“每当一种新媒体兴起之际，总会涌现出一模一样的观点。”。例如，菲律宾那个能将总统赶下台的EDSA革命，因为人们是借发短信去协调政治抗争的这缘由，所以被归功于移动电话的现身。然而，更为清醒的分析却指，移动电话的影响力被过度夸大了。现今之人已不再赞同，移动电话在政治层面具备特别突出表现且具革命性特点，部分归咎于这种热情已被转移投放至社交网站之上了。
将陌生之事予以转化使其渐渐趋近熟稔，此番正是社交媒体研究者切切实实必须着手展开的称作“祛魅”的作业；与之截然不同互为反义的是，把已熟悉之事转变成陌生模样，则实实在在可谓是社交媒体开发者所需致力于推进的又一项至关重要的事务。社会学家克莉丝汀·海恩抛出这么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鉴于这些社交媒体于我们而言实在太过熟悉，寻常之人亦并非难以构建起某些见解主张，如此这般便滋生出一种被称为“平庸化”（banalization）的潜在风险，甚而至于会令旁人产生这般想法，这些平日里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究竟有何值得耗费心力去深入探究的呢？此时，研究者所要做的事，便是“重新前置平庸的事物”（Reforeground the banal）。也就是说，通过借助专业的方法性工具，将平常无奇的事物，再次放置于显耀的位置以赋予新意蕴与解读。
想要对这个观点做出解释，我们不妨从社交媒体研究里最为基础的概念说起。暂且不去考量斯丹迪奇对古罗马的召唤，仅仅将关注点放在以互联网为根基的社交媒体上，那么，什么是社交媒体呢？这看上去好像是个“幼稚”的问题，毕竟社交媒体与我们的距离太近了。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贴近，致使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多花费时间去思索社交媒体到底是什么，甚至一下子变得手忙脚乱起来：“这……很难用一句话阐述清楚吧。”那么，要不我们把问题再进一步缩小：推特属于社交媒体吗？
我认为大概没有人会不承认，Twitter属于社交媒体，原因在于人们会在上面彼此“关注”。然而，在2010年，计算机研究范畴当中出现了一篇“找茬”的论文，提出了这么一个对常识发起挑战的研究问题：Twitter到底是什么，是社交媒体还是新闻媒体？。三位作者获取了4100万名Twitter用户的好友关系，发觉了这样三个有意思的结论。首先，共有40位被关注人数超100万的用户，他们要么是像布兰妮·斯皮尔斯那样的公众人物，要么是如《纽约时报》这般的媒体账号，能够确定的是，这些账号几乎不会反过来“关注”那些关注它们的人。其次，仅有221%的用户其关注关系是双向的，与其他社交媒体相比较而言，这个数字极具低下之感，例如在图片分享网站Flicker上，互粉关系占据了68%。最后，67.6%的Twitter用户是未被任何人关注的。把这三个结论综合起来看，Twitter 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用于获取信息，还是用来建立关系，这本身就存在疑问了。要是真像结论里说的那样，Twitter 的信息功能比关系功能更具优势，那么，它到底算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呢 ？
一种解释是，按亨利·詹金斯的说法，我们处在一个“融合文学”的时代里，极难寻得一个单纯专注一事的平台，这是当然的。换个说法，我们没法要求Twitter仅仅做社交这类事，同时也无法禁止Facebook把新闻推送出去。当我们提及社交媒体时，实际上面对的是功能侧重性各不相同的互联网平台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从商学院的研究那儿获取一些启示，就譬如，简·基茨曼等人的研究就呈现了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相互之间的差异。他们给出了社交媒体的七个功能板块，分别是分享，在场，关系，身份，对话，群组和声誉。比如说，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更注重协助用户构建“身份”，定位打卡平台Foursquare更着重于使用者的“在场”感受，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更彰显展呈“分享”，脸书却更侧重于用户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般情形之下，社交媒体宛如一把庞大的阳伞，它将那些形态各不相同且松散相互连接的媒介平台覆盖于其下方，还给它们赋予了一个看似规整的称呼：社交媒体。
这种策略带来一方面的情况是，使“社交媒体”这个称谓饱含着想象的张力，另一方面的情况却是，致使定义它的尝试越变越难以达成。当我们把这些平台统统称作社交媒体时，紧跟着一个残酷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什么不属于社交媒体呢？毕竟，社交元素越来越成为手机App里的标准配置，Apple Watch等可穿戴设备在突出社交，激励人们去分享自身的健身数据（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为了能争取行走步数排第一，每天晚上硬着头皮在马路上闲逛？）。网易云音乐会鼓励用用户去把自身喜欢相关歌曲分享至微信里头，致使其朋友们能够听到，除此之外，我往昔确实于网易云音乐App之上发送私讯同朋友相约一块去吃饭 ，滴滴顺风车广告还告知消费者粉色星期三其有短裙我有暖风，倘若我们将存有社交性质的互联网媒体都称作社交媒体的话，那么在全个互联网里头或许没剩下几个媒体并非社交媒体了 。
因此，社交媒体这一称呼老是时不时被过度运用 。随着社交媒体流行起来 ，社交媒体这把伞的面积几乎快把整个互联网世界都给遮住了 。当然 ，这说不定只是“知识的商品化”的轨迹 ：社交媒体有着资本红利，资本就进行贴标签，反过来，社交媒体的概念外延也就愈发蔓延且模糊 ，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 。如此一来 ，学术概念变成一种商业产品 。“这种商品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 ，几乎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创造当中都会发生” 。
毕竟，这是一个你管邻居借个电钻，都可以称为共享经济的年代。
作者丨董晨宇 唐悦哲
摘编丨吴鑫
